1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得非常突然。学生造反，关键是老师的态度。比如说王兴以前上的八一中学的高中部（9中）的团委书记小杨，大家都知道是学校的接班人，自己率先站出来贴上大字报，揭发校长“不革命”。。前几天听说北京大学已经乱起来，校领导到教育局请示，教育局说“先别动”，“等指示”。必须听组织（直接上级）指示，不能听非正规途径的“精神”。校长回来后传达。团委书记列席党委会议，所以听了这个传达。小杨的大字报说，校长说人民日报社论是“非正规途径”。党报都非正规，他的正规途径是在台湾还是在苏联，必须交代。 学生一看连最紧跟领导的小杨书记造反了。马上行动。 那个小杨可是学校的红人，动作很有煽动性。20岁，很夸张地扛着梯子，拿着浆糊桶，在众人注视下一路走到到食堂，登上梯子在墙上贴大字报。男同学都特别注意她的圆屁股。她很受男同学们喜爱。她的模样当然不符合21世纪中国的美女标准，特别是韩国式削下巴模式，但是符合20世纪60年年代的标准——男人的审美也是随时代而变。她是那种脸色红润，粗眉大眼，下巴丰满，胸部挺鼓，臀部浑圆的类型，个子不高，腰也不很细，但是因为胸部和臀部的鼓胀，曲线非常突出。头发黑粗浓密，穿的女式军衣较短，而且从腰部向外张开。从下往上看，可以看见从皮带开始的浑圆的臀部，和裤子上面的衬衣。实际上那里面一定大量散发着强烈气味——当时一星期洗一次澡，就算是不少。而周围男性观众被其气味吸引但不察觉。贴完之后她并不从梯子上下来，而是转身对同学们说“我们只听毛主席的话。别人什么指示，都不听！”。然后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帝修反”。这个小杨可是专职搞鼓动的。于是学生会的几个头目，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一窝蜂地跑进办公楼，把校长拉出来斗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皮带抽。这种事不用教。我们从王兴的爸爸对老婆孩子的“手段”，就知道人们只会或最擅长这一套。
接着就是打老师。上午还是团委书记小杨带着学生揪校长，和出身不好的老师。下午小杨自己也挨打了。鼻青脸肿。带头打她的事一个干瘦的女学生，好像是某军医院院长的女儿，说是小杨迫害过她，不让她入团。并说小杨才是修正主义接班人。以前被小杨批评过的男学生乘机踢了她的屁股。并细细体会着脚头上的感觉——确实软软厚厚的。并大胆地想象下次往她沟里踢。
学生会的几个学生干部最有号召力。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成为临时领导机构。学校里本来有民兵组织。民兵训练刺杀用的木头枪，都被拿出来，由高三学生民兵拿着，在学校的门口站岗，维持治安。以前曾经教过学生刺杀的食堂的大个子师傅老梁，也站出来了。说总务处处长迫害他。带学生把处长揍了一顿，然后，又有人说这个老梁是满洲国兵（念“果兵”）。把他也揍了一顿。
王兴马上知道了这件事，高兴啊，兴奋啊，翻身了！他先到学校，找他以前得几个朋友。这个朋友说，还不快揍那个张大牙（班主任）去。几个人在食堂里找到了张大牙，正在和面，王兴上去就是一拳，把那张老师的眼镜一下子打飞。然后就是一顿拳脚。众人去拦，王兴见人就打。然后摔盆摔碗。扬长而去。
王兴正高兴地往外走，正好碰上了黄小莲。也就是黄政委的女儿。高一的团支部书记。黄小莲身后跟着两个抗着木枪的学生。黄小莲说，以前修正主义迫害你，你现在来学校革命，我宣布，我们欢迎你来学校革命。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封资修进攻！
在场的同学们都鼓掌欢迎。
人们散后。王兴说，迫害我，她不也有一份？
王兴的朋友都来找他。其中一个刘琨，海航某部副参谋长的儿子，说，黄小莲现在成了总办的头了。王兴问什么是“总办”。刘说，以前的校长办公室，现在变成“总办”。由以前学生会和团委那几个家伙把持着。黄小莲总在里面坐着，下各种命令。都说她的办事能力强。很有“政委风度”。这不是，连欢迎你来革命，都是她来宣布。
果真，黄小莲跑来跑去，安排各种事情，后面跟着两个扛着木抢的大个子高三男学生。
王兴说，还不是因为她爹官大。
刘琨说，我们要夺权。不能让他们都霸占了。其实他们才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以前校领导最喜欢他们，培养他们。我们这些所谓坏学生才是受迫害的。现在人家造反了。我们还是在人家下面，成了“可以团结的力量”。
王兴说，我看那几只木头枪挺管事。咱们把它都拿过来，咱们也占一间房，当办公室，门口也站个拿木枪的大个子，不就行了？
另外一个朋友，小胡（后勤管理处处长的儿子）说，怎么拿？
王兴说，到下午，他们都要回家，咱们找几个人，就说是住校生民兵排，去换岗，木枪都拿过来。就行了。
小刘说，这招行。
到了下午，刘琨找了几个人，排着队去换岗。高三那些学生民兵正着急回家，就把木枪给了他们。结果，一共四十几条木枪，都让刘琨这些人拿到了。
第二天，小刘这伙人，推举高三学生老赛当临时革委会主任。老赛的爹是骑兵师的副师长，属于边防部队，所以老赛常年住校，高三一开始，就选为校民兵连的副连长。老赛是半个蒙古人。个子不高但是很壮实。民兵连长是校党委书记兼任。老赛就当了副连长。由他每天带着住校的学生们出早晚操。所以一直就是学生中的头儿。他是本校最强壮有力的学生。学校的七项全能冠军。而且是没有对手的摔跤冠军。在同学中威望很高。老赛被他们一扇呼，也来了劲儿。比他们都更来劲儿。因为到底是他当革委会主任。这件事没有老赛办不成。因为老赛是学生领袖。真正一呼百应。他不是上级规定的领袖，而是民众领袖。文革的特征之一，现在显露：以前领导们抬起来的领袖们，现在不中用了，因为领导本身不中用了。那些“草莽英雄”崭露头角。草莽英雄当然有些能力和威信。而学生干部们主要善于拍领导马屁。文革一来，领导倒下了。这些拍马屁的最先“反戈一击”。这就是历史上重复无数次的，毫无新意的事情。可惜人的寿命太短，所以像这些十几岁的学生，认为这就是创世第一次，天翻地覆。
老赛是高三学生，高二时长出两撇小胡子，本来有好几个女生喜欢他，现在看见孟晓云抢先，当然很不高兴。但是她们也没有加入临办那一伙。因为那一伙的领导集团，有一个“学生会、团委小圈子”外加“大官子女小圈子”，这些人都是以前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中心人物都是大官孩子。差不多军级以上。以前他们就是一伙儿，一般人别想进去，只是路大嘴这个咋咋唬唬的烈士子弟算是进去了。他们也对烈士子弟比较优待。所以，不如老赛那一伙平民化一些：住校生差不多都进了老赛的临革。
文革开始的时候，大官的子女变成第一批造反派组织的头目，而且官越大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越高。不能说这是世袭，主要是因为大官的信息灵敏可靠，让他们当头目，下面的人也比较放心。不然站错队可是大问题了。
这个八一的高中部叫做23中。在本市算是中上等的高中。八一学校以前只有小学。以前归军区政治部管，61年增设初中部，划归地方政府，归教育局管，名字不变。63年增设高中部，把邻近的干部培训学校的校园并过来，做高中部。干部培训部是解放后，培养年轻干部的地方。主要从部队中抽调，是让他们学习之后到地方工作。50年代后期就没有学生了。这个干部培训部的校舍和操场都很好，以前满洲国的士官学校。所以这个23中的条件相当不错。有三栋楼房，两个操场。还有铺木地板的室内运动场——虽然年均失修，损坏严重。小操场上有一座人工小山，下面是防空洞。日本人时代挖得。因为这个地方离军区很近，所以军区干部子女仍然很多，占30%以上。八一学校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学习好的，都喜欢考到市里更好的中学，比如试验一中，11中，东大附中，工大附中。成绩差点的就考23中。23中在本市高中算第五位。
虽然干部子弟（主要是军队干部子弟）只占30%，但是好像满学校都是。因为这些人最活跃。而且都穿父母淘汰的军衣裤。
老赛他们占领了教学楼的政治教研室，当“临时革委会”。老赛精力异常充沛，马上无处不在地指手画脚。连初中各班他也要去“视察指导”。现在女孩子怎么对待男歌星，有点类似初中女生看待老赛的态度。刘琨建议老赛请食堂的李师傅当副主任。李师傅是残废军人。还立过功。虽然他说他不参加。但是也宣布了他是副主任。所以，这个革委会很像样。对面临办得那伙人就没想到让一个工人当副主任。甚至没有想到“革委会”这个516通知中的时髦名字。所谓“临办”就是临时办公室，也就是在新领导来之前，临时管事，办事的机构，连个领导机构都不算，只算是办事机构。这就是领导培养的“温室花朵”功力。临办的人发现木枪没了，让黄小莲来交涉，说应该把木枪还给他们。刘琨对她说，谁说木枪该给你们，老赛是民兵连副连长，当然归我们掌管。而且，你们是修正主义假造反。我们造反那会儿，你们还是校领导的跟屁虫。迫害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夺权掌权。你们不服，就来试试。你们要是服了，俺也把你们当作“可以团结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打不过老赛那伙人。学生会的干部都是乖乖学生。气愤地说，现在是“凭块儿吃饭”。就是肌肉发达，有劲儿的最厉害。文革开始后4天，6月8日左右，学校就形成了临革和总办对立的局面。
关键是女生，女生跟了哪边，男生就会跟过去。那边总办的重要女生包括黄小莲，长得不错，还有几个。但是这边也有漂亮女生了。而且是好几个。其中一个是高一的孟晓云。有人认为她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但是另外一些人说她妖里妖气，像“英雄虎胆”里的阿兰。那好像是八一厂的王晓棠演的。孟晓云父亲是高炮师师长。但这个她可是个当时不多见的娇生惯养的女孩儿。上面有一个姐姐孟祥云，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女孩，是实验学校的高三学生，有名的红专好学生。曾经作过报告，和一个反动军官家庭出身的学生，以及和一个农民子弟，建立两个“一帮一，一对红”关系，让反动军官子弟在高三入了团，形成全班党团员。 让农民子弟毕了业，形成全班毕业。孟祥云已经免考保送省大学，那是省政府的干部基地。省大学派人来和孟祥云谈过，要求她不要参加高考。但是现在文革来了，所有人都不能考大学了。可能是这个孟祥云太勤快，家里的事都让她干了，而且处处照顾妹妹，所以孟晓云从小娇生惯养，病病歪歪，上小学就免体育课，说是“阳光过敏”。一晒就起红疹子。她确实很白很嫩，太阳一晒确实就红。被老师称作资产阶级大小姐。她妈妈是大学生，在鲁迅美院当教导处副主任。孟晓云从小学习钢琴。黄小连也学钢琴，但是到了高中，革命化之后，就不学了。而孟晓云很喜欢外国音乐。说起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来一套一套的。如果小孟和小黄两个打一架，那孟晓云绝对不是对手。黄小莲是运动员，四百米第二名。但是打架靠男生，女生动嘴巴就行了。而且不用大声嚷嚷，只要冷潮热讽就行。这方面孟晓云很拿手。
孟晓云是娇气包，她著名的一句话，是“掸不掉细菌”。那是同学们去她家，在她的闺房里，因为人多，坐在她的床上，她马上说，你的裤子这么脏，把我的床单都坐脏了。一个同学说，掸掸就行了。孟晓云说，掸得掉灰尘，掸不掉细菌。
这些同学回来后，把这事汇报给班主任。加上孟晓云下乡劳动，干活休息的时候，用手绢铺在坟头石头上坐。老师已经说过，不能乱坐坟头，对老乡不礼貌。但是孟晓云说，没有干净地方，而且，她要破除迷信。
男生们本来就很注意她的那个小圆屁股，而女同学对男同学的这种注意很不满意。所以，她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臭小姐。批评她最积极的就是学生会副主席路大嘴。这个路大嘴是个男生，烈士子弟。平时咋咋呼呼。非常革命化。这次是文革总办的头目之一，以前经常地批评孟晓云，曾经假装无意地用手背蹭孟晓云臀部。但是，孟晓云很大度，让他蹭就蹭了，再蹭就躲开。被他批评也不反驳。只是在没其他人的时候，才轻声骂他：你滚远点！
别人都积极参加“跑道西贡去”的活动，她却一个星期只跑一圈。而且，必须在阴天跑。
于是，孟晓云一直都是学校的落后学生。虽然她的学习成绩不差。她参加了老赛的临时革委会。老赛很喜欢她，她也喜欢老赛，于是经常坐在“临革”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文革的特点就是夫人擅政。从夫人登台开始，到夫人垮台结束。从毛泽东到蒯大富，到我们说的这个老赛，都是这样。当年蒯大富非要让他的情人，清华附中的刘涛当北京中学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任，引发了中学反联动阵营的大分裂（分成43，44两派）。和毛泽东让江青接班，导致中共分裂的情况差不多。所以孟晓云在临革发号施令，也是很多人不满意。有一个初中一年级的捣蛋鬼，有一次在孟晓云站起来要坐下的时候，把椅子抽掉，让孟晓云直直地坐了一个屁股墩。如果孟晓云是那种运动能力特别好的，就会往后退，或者来个后滚翻，哪怕只滚一小半，也摔得不那么厉害，但是孟晓云从小学免体育，所以直直地摔了个屁股墩，然后坐在地上哭。这种事情在初中还不算是什么事。大家哈哈一笑也就完了，但是孟晓云就哭起来。老赛上去就把那个初中捣蛋鬼来了一个“泼药”（扫堂腿）摔了一个跟头。老赛这个蒙古种的家伙很会摔跤。然后揪起来再来一个泼药，然后说：服不服？还要来个“德特勒”，别人把老赛抱柱，对那初中生说，你小子还不快跑，那小子就跑了。那小子后来对此事的说法，是大个儿欺负小个儿。他跑得快说明他机灵。但是别人马上骂他，是他先男生欺负女生。揍他也是活该。在小学，如果哪个男生欺负了女生，而这个女生有个高年级的哥哥，这个小男生就一定要被揍一顿或者好几顿。而女生们都会拍手称快，并很赞赏那个大男生。所以老赛的行为，很受人们的认可。虽然高中和小学不是一回事，但是军队干部子弟的学校的传统是很顽固的。而且就是这样打来打去，也不妨碍以后这伙人仍是一伙。到了60多岁当了中将少将，小得也是大校上校，如果喝酒喝多了，还要愤愤不平地说以前谁打了谁。恨不得当场就在饭桌前的地毯上找平。这种特性应该追溯到他们父辈或更早的基因。他们的父辈就是这么结伙造反。虽然内部冲突激烈，甚至杀来杀去，但是仍然是一伙。
把那初一小孩摔了之后，老赛就去安慰孟晓云。孟晓云已经不哭了。而且面露娇嗔，说，你是革委会主任了，不该打低年级同学。老赛说，对不起，我犯错误了。不过我看那小子把你摔了，我就忍不住要揍这小子。孟晓云说，你应该象一个领导一样。不能像大坏孩子一样。老赛说，我当领导，还没当习惯哪。孟晓云说，如果你这样处理坏孩子，那别人会跟你学。老赛说，是啊是啊，以后如果还有人欺负你，我就不揍他，直接把他打成反革命，或者斗争他，不就像领导了？而且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哪。
后来黄小莲听说了这件事，说，那小子（初中生），我就能揍！不用男生动手。让他到我这里来试试。我都能给他一个泼药。
然后老赛问孟晓云，摔得疼不疼，孟晓云说不疼。老赛说，嘭的一声，连楼板都震了，一定摔得好厉害，要不要揉揉。孟晓云说，你靠一边去就好了。老赛说，我靠哪去？孟晓云说，你靠墙角，没学过物理吗？那里楼板结实。老赛说，我一点也不想靠墙角。我想靠你近点。孟晓云说，不许。老赛说，为什么？孟晓云说，你到处乱靠。哪有女孩子你就去哪儿凑热闹。老赛说，我是领导啊，人家请我我能不去？孟晓云说，你根本就像一个大坏孩子。
老赛就抱住了孟晓云，说，我就是。就你非让我当领导。
在老赛的紧紧怀抱中，孟晓云要晕过去了。老赛使劲儿地亲她，并揉她的屁股。她只能喃喃地说，你真坏。而且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棍棍顶着她的大腿。让她莫名其妙地兴奋和迷糊。直到有人在外面喊“吃饭啦”！并嘭嘭地使使劲儿敲门。老赛并没有奋起去摔那个敲门的人，因为那是高一女生宋玉铎，她不是军队干部子女，而是化工研究院工程师的女儿。但是他爹是有名的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本市人大代表。小宋白净秀气。据说50年代才跟父母，从荷兰回来。曾是老赛心仪的对象。也是本校田径队跳远选手。现在是临革的女孩头儿。什么刷大字报，制作横幅，布置会场，广播宣传，都是她领着一帮小女孩干，当然也有一帮小男孩跟着或者企图加入。
但是马上就来了工作组。是省委派下来的。而且不是教育系统派的。这是中央特别指示各级政府要做的。刘少奇觉得这次文革造反，直接冲击教育系统，如果在从教育局派工作组，不但不能控制运动。还能引火烧身。所以是从省委的四清办派下来的。
工作组来了之后，说是临时革委会不合规定。按516通知，革委会必须选举产生。所以，临时革委会解散。还要收回木枪。但是木枪都让人拿回家玩了。收回几只，再也没有拿出来。从那之后，这些木枪就消失了。
工作组仍然依靠以前的学生会那一伙人。因为他们的家里官大。黄小莲的爹是军级，老赛的爹是副师级。当然必须重用黄小莲。黄小莲成为工作组办公室里面的常客。那些工作组组员，都很巴结她。
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省卫生局的副局长，姓游，女的。副组长是铁路局的。组员中有省委宣传部的，铁路的，海军的，有化工局和交通局的干部。都是从党校直接派出来的。本来他们都是从各单位抽调，在党校集训，准备下乡四清。有几个干部已经参加过一次四清。比如副组长，铁路局的老王。这次准备作为四清骨干带领工作队下乡。原定7月份就下去，但是碰到文化革命了。这是“突发情况”，学校里乱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要求省委立即派工作队下学校。控制学校的运动。所以省委就把准备下乡的工作组，派到学校里来了。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自己曾经在63、65年下乡两次四清，这次文革刚开始，在66年6月初，也作为工作组成员，到清华大学。派到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来自华北局。组长就是负责华北地区农村四清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号称农村工作专家的张承先。他在解放前（1949年以前）就在华北农村搞土改。也是华北局四清工作队的总队长。王光美下乡四清，就在他的领导下。但是张承先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以为就是“城市四清”。就把农村四清那一套搬进了北京大学。应该说这是刘少奇被老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应了一招臭棋。
因为这次运动没有通过上级层层指示进行。和以往的反右，三反五反，都不一样。这次运动直接受报纸，和“榜样”的煽动。其手段是现在学校煽动、培养一个榜样，然后毛泽东出面支持。这样毛泽东不用说得很明确，只要支持就好了。文革以开始，北京大学就是第一榜样。然后是北京其他学校，由中央文革培育起来的其他榜样。对此报纸都有非常及时的报道。然后通过至广播马上传播到全中国。其速度非常快。第一榜样就是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大约是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来的，说北京大学的领导陆平是修正主义，结果，毛泽东支持她，陆平马上被打倒了。学校在5月31日或6月1日临晨被夺权了。这标志文化革命开始。聂元梓成了学校领导。这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虽然是共产党（毛泽东或者列宁）说的，但是自古到今都知道这个道理。北京各大学中学都效仿北京大学“造反”“夺权”。一开始都是大官的子女们最活跃。本来他们就是最活跃。经过报纸广播的宣传，马上全中国都效仿。
派来的工作组，让老赛的临时革委会搬出办公楼。老赛一伙很不满意。他们听说，北京的中学生中，已经一些人造反，反对工作组了。说工作组不革命。或者压制革命。这个很对他们口味。孟晓云说，还是北京的孩子胆子大。于是，老赛那一伙胆子也大起来，变成八一中学中的反工作派了。
对于老赛来说，把他们从教导处办公室轰出来，就让他们失去了活动地区。那以前是他们朋友天天扎堆儿的地方，也是他和孟晓云亲热的场所。虽然那不是很安全的地方，也比没有没有地方好。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人会认为公园很适合男女亲热，但是在当时，公园是公安和纠察最密集的地方。而且对于男女亲热极度注意。20多岁的男女的“促膝谈心”是允许的，但是亲热不行。只有晚上黑天才可以亲嘴。如若百田亲嘴则是“影响不好”，甚至算是“流氓动作”。小于或大于这个岁数的，只要促膝谈心，也都被当场调查。如果有三四十岁的男女作一块儿，那也不行。因为这一定是搞破鞋，一定要调查并通知双方单位。由单位要给与处分。如果小于这个岁数，那也不行。那是小孩耍流氓。所以，老赛和小孟都知道不能去公园。直到他们被从临革办公室轰出来，也没有发展到“性交”的程度，只是亲和摸。因为孟晓云非常顽强地抵抗着。从摸到掀开上衣看奶子，就经过了差不多三四天。然后从前开上上衣到解开裤带，看屁股的上半截，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当然从看屁股到看前面的毛毛，只用了两天。但是分开腿看小洞洞，直到被从办公室轰出来，都没让。只让老赛看了小缝缝。老赛觉得，克服小孟顽强的抵抗，真像“攻克柏林”，但是这也让他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可能攻克柏林的时候，苏军也是这样。拿破仑说过，攻入一个城市，好像奸污一个处女。成吉思汗说过，人生三大乐：破人城池，夺人财宝，奸人妻女。日本人攻下南京的时候，或者把过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也都有着感觉吧。不过老赛不知道这些，只看过“攻克柏林”，那是那个时代，军人和子弟们最喜欢看的电影了。里面的台词都能背下来。向小孟晓云的柏林，那腿间的热乎乎的地区，发起攻击的兴奋，压倒了老赛神志。但是他仍然感觉到其他女孩子的存在。比如宋玉铎，好像把临革的杂事都承包了。什么事都是她带着一伙孩子做，所以她也经常在临革的办公室晃来晃去。她是跑步和跳远运动员，走路一弹一弹的。身材不高，比较苗条，经常穿着田径队的短袖针织运动衣，奶子不大但是高高挺起。和孟晓云的奶子不一样。小孟的奶子虽然底座不小，但是比较矮。而宋玉铎的好像底座不大但是挺高。那个时代的奶罩很落后。都是单层白布的，很多女生只穿背心。不带奶罩。但是宋玉铎一定带奶罩。因为 有时候从脖子里可以看到白色奶罩带子，老赛现在也开始注意女人的背和肩膀，以前只看得到脸蛋。平背高奶苗条的宋玉铎，好像是炫耀似地在他面前挺胸直脖地晃来晃去。而孟晓云是小圆肩膀。到底，从小学就免体育课是个问题。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老赛后来才逐步明白的，也就是随时间进展，一点一点感觉出来的。那时候只是蒙蒙胧胧，因为满脑子想着孟晓云那个粉嫩的扭动着撒娇的身体。那一团散发着雪花膏香味的小肥肉就已经是一切。
孟晓云只是最近，才知道有性交这种事情，这也是她和她姐姐，和其他朋友交流的结果。他们最近讨论，男的和女的，睡觉时干什么。肯定要摸和亲了，但是，孟晓云感觉到，老赛那东西变得又硬又大。而自己的那地方流出很多液体，裤衩都湿了。并且很想让人摸和往里插。那时候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男女分开上，但是女生只教月经和排卵，不教性交。所以某些家庭的孩子，上完生理课也不知道性交这种事情。有些干部家里有[金瓶梅]，虽然不是毛泽东让印的那部全本的，其中也有些描述。女孩子看了，始终认为书中所述“一泻如注”，就是男人往女人的屁股或者肚皮上撒尿。而且认为那就已经是流氓到极点了。他们不知道从男人的那里，除了尿还能别的什么。但是工人家庭的女孩子很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居住环境比较差。家里只有一张大炕。姐妹兄弟都在一张炕上。有时候哥哥结婚了都在炕头拉块布。如果有弟弟，这些女孩子小时候经常在炕上玩弟弟的小鸡鸡。并问妈妈他为什么会有小鸡鸡，而且常常会硬。妈妈们也会把个小鸡鸡的伟大功能告诉她们。一般人都在孩子睡着后“做爱”（那时候没这个词）。而且都喜欢开着灯（电灯或油灯）干。孩子们也不是总睡得那么死。所以，都很知道怎么回事。
工人的女儿把这些事告诉了干部军官的女儿，像孟晓云那样的就震惊了。孟晓云能接受这种事，但是有的女孩，她的朋友，惊恐地说：“难道毛主席也这么干？”。另外一个女孩，说，“所以，毛主席根本就没有老婆”。当时江青很少出面，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猫有这样的老婆。
另外一个女孩说：我根本不相信周总理干这种事！
都知道周总理有老婆。
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篮球队的大个儿小陈，先是啊呀呀地惊叹，然后说：说不定挺好玩！那个大毛叉好像很神奇。不这么搞，恐怕根本就生不出孩子。
工作组来了以后，老赛他们就被从办公楼干出来了。从看缝缝到掰开看洞洞的进程，就被迫停止了。这对老赛是个很大的打击。对孟晓云也是打击。因为她也很喜欢热烈的忘乎所以的亲热。
工作组还停止了民兵连执勤站岗。说是对同学有压力。虽然没撤老赛的副连长，但是，民兵已经没用了。他当然很不满，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反工作组”的那一派。
好像这事是双方的造成的。工作组也在找“反工作组派”。这些工作组完全按农村四清的模式来对待学校的文革——别的他们不会。农村工作组抓“阶级斗争”，最注意谁是反工作组的。这种人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工作组的重点打击对象。不然工作组的权威不能建立。刘少奇四清的主要目的是清理干部的经济问题，大跃进时期，也就是公社化时期（1958----1962） ，农民所有的个人财产，包括房子、饭锅、口粮、养的猪狗鸡鸭，都归了“公”，干部随便吃、用。最小的干部也能不干活给自己加工分。上级如果要扩大养猪，干部就把农民赶出自己的住宅，用来养猪。至于农民住哪里，这个对干部来说不重要，甚至不必考虑。所以在大跃进的时候，农民很惨。四清的主要目的就是整肃并威吓干部，让他们不敢再干，因为那三年公社化已经饿死了四千万农民。当然这主要是毛泽东的大征购造成的。但是刘少奇不能整肃毛泽东。只能整肃下面的基层干部，农村四清规定只能查处县级以下干部。当然这很不公平。主要责任是老毛。彭真已经在62年1月的7千人大会上提到毛泽东应该为大饥荒负责。但是林彪马上发言说老毛没责任，责任是下面的干部。所以，刘少奇只能按这个口径整肃基层的实施高征购的干部。这些干部当然要抵抗。工作组必须把他们压制住，才能工作。工作组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反工作组”分子。所以，这些工作组把老赛的“临革”那一伙，当作右派学生，反革命，阶级敌人了。
在北京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外地学生是跟着北京的学。北京学生中反工作组，主要由康生派人煽动。康生是全家上阵。聂元梓的大字报，使他老婆曹轶欧指导下写的。反工作组浪潮，是由他的太太和外甥小苏煽动的。小苏的妈是曹轶欧的妹妹苏枚，他跟母姓，也姓苏，一般称他小苏。苏枚曾嫁给过最高法院院长黄火青。所以这个小苏算作黄火青的儿子。黄火青正是文革之后审判江青主审法官。小苏说，审和被审的都是他家的。所以小苏在文革后并没有倒霉。当然也没有得意。小苏长得很像康生，而且生活在康生家里。苏枚和康生的关系众人皆知。一般认为小苏应该是康生的儿子。
小苏在文革时期是大学生，住在学生宿舍，很方便地煽动其他学生。注意，这是“煽动”而非“透露最高指示”。他也不能透露毛泽东的什么计划。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煽动是可以的。文革前夕和初期，人们很容易被煽动。后来就扇不动了。因为“一煽作气，二而衰，三而竭”新想法新说法太多了。而结果，落实到自己身上，后果都不怎么样。或者说都是负的。一开始容易被煽动的原因，是长期信息封锁。有了一点什么新想法，大家都感兴趣。以为有好结果。如果再有上层支持，那就可能“一煽就动”。类似情况在全世界到处都发生，而且反复发生。文革的66--67年出现大批民间理论家，煽动群众，解释文革，很有号召力。到了68年“清理阶级队伍”，把“理论家”们抓了甚至杀了一批，人们才老实。但是在66年6月和7月，这些民间理论家们都在“上升期”，很吃香。 小苏是混在其中的一位。这类人有一部分是有家庭背景的。比如贺龙的儿女，李雪峰的女儿。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等等。小苏在其中不算背景大的。背景当然有助于煽动力。但是这和“透露”最高信息是两回事。因为这些人煽动的方向，或所持的理论，不但不同而且相反。你怎么知道张少华和江青是对着干的？贺龙、张少华透露是真的，还是康生的外甥透露的是真的？ 你又怎么知道江青能有那么大权力？她比刘少奇的权势更大？文革以前没人把江青当回事儿。在干部中普遍的想法，认为江青这个绯闻四溢，历史混乱的女演员，当了毛夫人，而且是“秘书”，就秘密地舒服去了，不想管事儿了。了解点内情的，知道她已经人老珠黄，有病——包括精神病。而毛氏另有许多年轻美丽鲜活肥嫩，而且经常轮换的新宠。她已经被“边缘化”了。她的挂名职务是电影局副局长。这样的人怎么能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抗呢？当时谁要是说江青比刘少奇的权势更大，那别人一定会认为那是胡说八道。
所以，当时煽动者很多，人们也容易被煽动。这就导致了不同的派系和对立。我们知道，闹冲突是中国人的爱好和特长。长期有“酱缸文化”之说。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名言“有差别就有矛盾”。谁和谁没有差别啊？但是做酱的师傅不同，酱缸的情况也不同。刘少奇管酱缸能出大酱，毛泽东管，里面的东西就出大粪味儿。文革一来，毛泽东把刘少奇“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让江青往缸里加上很多她这号人特有的东西，产生大量蛆虫和沼气，结果就爆了，不但把老刘炸死，也把老毛的老婆孩子都炸进秦城。
再说那位小苏，文革初期（66年、6月7月）他是造反先锋队，十个月之后，（67年4月6日），亲妈苏枚[i]就自杀了。这就是酱缸爆炸的破坏性。小苏一定想不到。如果想到可能不会这么卖力地煽动造反。连康生夫妇都可能想不到。连毛泽东夫妇自己都想不到。他们要是知道，沼气爆炸结果就是把江青毛远新炸进秦城，然后江青在狱中上吊自杀，他们还会那么使劲儿搞文革吗？或者，往酱缸里拉大便吗？
小苏的妈妈苏枚在50年，和康生夫妇一起在杭州修养的时候，就曾经跳楼自杀过一次。中国传统中姐妹共侍一夫不算什么过错，甚至是好事。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舵手毛泽东，都有此好。但是共产党嘴上说不让这么搞。毛泽东还亲自把非搞小姨子不可的王近山将军给处理了。王近山还是级别不够。康生级别够。所以康生带着姐妹两个住一块儿，没有人管。在苏联的时候，苏联人也不管。苏枚先后嫁了两次，（黄火青，张鼎丞，都曾任总检察长）但是都很快离婚了。据说原因是康、苏关系不断。苏枚的自杀，笔者认为，应该使“群暴”爆炸的结果，而非有针对她的“阴谋”。虽然康生说有阴谋。把抢救苏枚的医生护士都抓起来关了。还把其中的人逼疯了。
问题是，康生家的人在煽动反工作组，刘少奇知道不知道？笔者认为刘少奇一定知道，但是下面的人不知道。
在远离北京的S市，八一学校反工作组这件事，对于老赛、刘琨，和孟晓云那一伙，简单的原因，就是工作组把他们的临时革委会给撤销了，而且有重用以前学生会和团委那一伙“好学生”。按老赛他们能理解的理论，这和文化革命的精神不一样。仍然重用着文革前的学生会和团委干部。只是校长书记换成了工作组。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王兴这个编外生，觉得文革的意义就是“翻个儿”，就是毛泽东的 “造反有理”的意思，只要造反都是有理，这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凡是跟着领导当跟屁虫就是修正主义。而他这样的从来就不服管的造反分子，就是革命者。革命，毛泽东也说过，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于是，没有暴力，那就不是造反，不是文化革命。所以王兴每次去学校，就问“今天揍谁？”。
一次王兴去学校，黄小莲领来工作组成员，一个戴眼镜的海军，对王兴说，你的学籍问题，我们准备后期解决。现在你还是先别来学校了。
王兴说，怪不得说你们工作组压制革命啊。我来革命都不让。“阿Q正传”看过没有，你就是那个假洋鬼子，不许我革命。你那根棍儿哪？
王兴说的是假洋鬼子的文明棍。但是海军同志以为“棍儿”是指他的鸡巴。这位营级政治部干事，哪里碰过这样的顶撞？在军队里下级敢顶上级？在农村农民敢顶工作组？所以他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就血冲脑门，话都说不清楚了。嘴里嘶嘶响着，说，你你，反工作组，小反革命！
王兴说，瞧你激动的。刚说你一句，就这德性。算是我给你提意见吧。以前给校领导提意见，也没你这样的。
那个海军结结巴巴地说，你小子皮麻！我处理你！一定处理你！
“处理”是部队里常说的话。就是“收拾”。处理本是针对物体说的，如果在部队说这个话，那这个兵就死定了。他如果“识相”（认识到这个状况），那就在第二天英勇牺牲，不然第三天就会被当作叛徒特务枪毙。这个“皮麻”可能是苏北方言，意思可能是：1，赖皮。2，皮痒痒欠抽。
王兴和同伙都笑了。然后就走了，王兴说，我也饿了，刚才张大牙和面，现在馒头该蒸好了。
去了食堂，就去拿馒头。食堂的李师傅说，给你馒头，你别打人。
王兴说。我打张大牙，是他把我整得考不了高中。和别人无关。
李师傅说，张大牙其实不坏。他主动来下厨和面。代替老梁。老梁被学生打了。本来是老梁管面案。再说了，你小子上不上高中，也不是张大牙能说了算。是你老爹不让你上。所以，你小子打了就算了。气也出了。别再打了。
王兴拿了馒头和菜，坐在食堂里面吃。李师傅端着茶碗过来。坐下，说学生打老梁，也是冤枉。他是满洲国的国兵，但是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参加了共产党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战争中立了功，还去过朝鲜。朝鲜战争后就复员了。后来就调到八一学校当炊事员。如果他有政治问题，也不可能让他这里当炊事员。
王兴说，我吃梁师傅这么多年馒头，就说明我信任他。不过张大牙那小子不是好鸟。谁都知道。
李师傅说，打了就算了啊。就走了。
这个老梁，以前看学生们练习刺杀，总喜欢上去纠正学生的动作。学生们就让他表演一下，他就和比划几下，确实厉害。学生中最会刺杀的那老赛，和老梁对刺，被老梁几下就打倒了。
后来食堂一个师傅说，老梁也不应该说总务处长迫害他。因为他确实有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喝酒之后摸过几何王老师屁股。所以几年了也没给他长级加工资。
几何王老师那真是最最没法看的老妇女。老梁连她的屁股都敢摸？疯了。有一次王兴、刘琨等人在吃饭的时候，问食堂张师傅：老梁摸王老师的屁股，是不是完全是无心的。而那个喜欢装腔作势的王老师故意栽赃他。张师傅说，你们以为，女学生的屁股是屁股？女老师的屁股就不是屁股？
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6月二十几号，学校里要斗争校长和几个老师。本来没有什么好看的。而且他们已经被打倒了，斗争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突然打起来了。学生把校长从台阶上一脚踹下去，校长一头栽在水泥地上，满脸是血。几乎在同时，从教师那边跑出来一伙人，追打几个老师，本来那些老师在办公室，由工作组领着“揭发”。但是一伙学生冲进去，抓住就打。
工作组好像也不管，也只是看着。以前他们管。
有的学生说，不是要文斗吗，怎么不管哪？
工作组说，学生自发的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压制。
炊事班老张说，当年土改也这样，铡刀铡，刺刀捅，什么都有。尽是小年轻干这个。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北京吹来的风。北京大学在66年6月18日，突然发生群众暴力事件，追打老师和干部。工作组出面阻止了。并写成简报，上报给中央。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后，在6月21日指示，制止学生的“群暴”是“压制群众革命”。结果北京各学校马上就开始血腥暴力。毒打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而工作组也不干涉。
北大6.18事件据说也是曹轶欧挑起的。当然她根本不会承认。写本书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她应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干的。因为群暴就是毛泽东的最重要武器。从20年代大革命搞农会开始，到了文革，毛氏挑起、利用“群暴”技艺，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6、18事件，和6、21 杭州指示，北京学校的暴力就“爆炸”了，而且马上就传导到外省市。 这种传导，小苏之类的人起重要作用。当然推波助澜的不只他一个。
食堂张师傅说这和土改有相似之处，也有道理。当时共产党煽动小年轻“刺刀捅，铡刀铡”，这样你就手上沾血，这就是“投名状”。如果国民党还回来，你就没命。不但你没命，你一家子都没命。所以，杀完人之后，马上征兵，这些人踊跃报名，而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没有退路。却富有冒险精神。
西方把步兵叫做“infantry".来自infant(小孩儿）。冲锋陷阵的都是这些人。他们最有冒险精神，最不怕死。文革中的中学生，就是毛泽东的“infantry”。后来叫做“革命小将”。后来武斗的时候，小将们说，我们怕什么，死了爹妈哭一场，完了，他们（年纪大的）有老婆孩子，死了谁管？。
以前父母都生很多孩子，已经预留早死孩子的名额。这叫做“家庭拨备”或者“部落拨备”。两个原因，一个是以前儿童或者青少年的死亡率很高。经过一系列疾病的考验，这些人才能成年。十几岁前都还不算“成人”。很可能就病死了。乾隆有个5岁的儿子得天花死了，自己挺悲伤，但是他责怪自己：这孩子连痘都没出，还不算人（以前出天花前不起名），为他悲伤干什么。这就是以前高死亡率时代人的精神特性。第二个原因，只对男孩有效：就是如果有了战争，让这些年轻人当敢死队，比较合理。因为战争也和疾病一样，也是年轻男孩必须经历过的考验。不管是在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时期，还是之后的战乱征服时代，男人如果不经过战斗（打猎）的考验，也不能算“成人”。另外，这也是比较经济的办法。这些男孩战斗力不很差，但是培养成本比较低。其重要性，也不如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成年男性。这些成年男性不但是主要战斗力，还是培养新战士的师资，还是能做决定的有经验的大小首领。所以，如果用低龄人士当敢死队，消耗对方的成年男人，对本部落来说很有利。
人类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所以，人类适应了这种状态：十几岁的年轻人也最不怕死，最敢拚命。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这种情况。
对人类各种暴力行为有深入研究的毛泽东，当然非常明白这种事情。所以，他首先从中学开始，煽动群众暴力。后来在扩展到成年人的武斗。
工作组受命不得制止学生暴力，公安局当然也得到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管。群暴马上升级。6月下旬就有一个学生被打死了。
打死这学生的时候，工作组不在场。等到有学生去报告，他们才赶到，当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他们教室走廊上，学生说就在教室里，一个女学生就已经哭了。当时走廊里一片漆黑。开了灯进去，看见那个学生倒在地上，遍体鳞伤。工作组成员马上让学生骑车去铁路医院，找救护车。等到救护车来。那学生已经没气了。
打人打到后半截，就关着灯打了。这是老招数了。而且打完在黑暗中一哄而散。
工作组第二天就调查参与打人的人。查出来几个。但是他们都说，两个班几乎所有同学都参与打了。连女生都动手了。这也是老招数，大家都必须动手。 但是，为什么打，查不出来。打人的学生说，他是右派分子出身，阶级敌人。工作组调查这几个学生和死者有没有仇，好像没有。死者功课好一些，曾经嘲笑过那些成绩差的。有一次还对一个同学说“他们思想好，但是想不到”。被那人揭发了。虽然是嘻嘻哈哈地说得。工作组问有没有恋爱和争风吃醋的问题。同学们都说，从没听说死者和女同学有什么特殊关系。
工作组认为，这就是“阶级仇恨”引发的流血事件。虽然叫来了公安局，但是公安局已经接到公安部的指示，这些事情应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工作组的成员自己都有点搞不清楚了。很多人觉得，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支持工作组。连这种事工作组都不能管，工作组还能管什么？制止暴力不是按文件办事？那就是516通知，这个通知是中央问题通过的。上面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66年5月份才通过，而且大规模地宣传了一阵，到6月下旬就不好用了？学生都被打死了，难道还不制止？
一天，一个矮个子姓侯的男学生晚上到工作组，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说，他们打我，骂我，我和他们拚了。
这个姓侯的同学，被同学成为“白专”。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同学最讨厌的三角，他学得最好，甚至能背出12个角度的小数点后4位的各种正、余函数。
工作组的副组长老王，铁路局保卫处科长，一看就知道这孩子是从小受欺负。老王是已经下乡四清过一次，这次当作“骨干”，准备带领一些新队员下乡。没想到就派到这里来了。老王的经验比较丰富。知道这种长相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从小受欺负，有了机会就要压倒别人，展现自己。他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觉得这小个子就是用三角来压倒别人了。这位团支部书记本来就是批判那小子“白专”的带头人。这次同学打他骂他，就是因为他又在自学立体几何。这也是人们很讨厌的功课。如果大家都积极地搞运动，而他埋头看课本，那么一旦考试——当时已经是6月下旬，并没有说取消考试——这小子又要压倒别人了。对很多同学来说，这个“人渣”要爬到他们头上去了。
所以运动积极分子们很生气，就把他揍了一顿。老王首先批评了他，说，同学打你，你也别和他们拚。都是阶级弟兄。而且，你也拚不过。
小侯说，拼个你死我活！我忍不下这口气！我要杀了他们。
老王说，你疯了。你没爹妈？他们没爹妈？你忍忍，就别看什么立体几何了。什么时候复课，什么时候再看。也不迟。这几天你就积极点，参加运动。也是学习，也有好处。以后你就明白。三角也要学，但是运动也要学，社会是一本大书。运动是书里面特别重要部分，好比“图示”“图例”。说不明白，一看图，明白了。整个社会都明白了。所以，运动是很重要，很实用的学问。不比三角差。我觉得比三角重要多了。你要是运动及格，三角不及格，还可以补考。你要是三角及格，运动不及格，你的问题就大了。连补考都没份儿。你的三角再好也没用。
这个小侯就走了。果真参加了运动。老王还担心他不听话，真和别人打。后来发现他学得很快。后来在7月底，工作组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小侯还和学生一起，斗争过老王。还在背后踢了老王一脚。
利用这段时间，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研究了情况。刘少奇这些人当然也是很聪明，很有经验的。他们知道犯错误了。把学校当农村了。把学生当农民了。学生中哪有什么地富反坏？学校里有哪有什么多吃多占的干部？老师上哪儿多吃多占？四清工作队所受的训练，都是为对付农村的。到了学校也来这一套，马上就要在学校里打右派学生，反动学生。腐败干部，这是错误的。而且已经引发了“反工作组”浪潮。以清华蒯大富为代表。
在7月上旬，也就是派出工作组一个月左右， 刘少奇要求团委接管工作组。并接管学校的文革。当时的团中央是“三胡”，为首的就是后来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另外两个是胡克实和胡启立。文革后都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功臣。其中最年轻的胡启立因为反对64镇压而被贬职。他们都很聪明，也很开通，马上停止学生中的“阶级斗争”。而且认为当时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学、升学和就业，中学中三分之一的学生面临升学和工作的问题。把这些事情安排了，事情就好办。
于是团中央提出“三个月计划”。从6月开始，到9月初结束。本来正常情况情况也是9月初开学。所以，不耽误正常学业。这三个月叫做“斗批改”。6月已经斗完了，7月就是“批”。也没什么批的。大多去双抢军训。这就是批判。8月就是改。首先是多办学校。以解决50年代人口爆炸的孩子们的学习就业。国营大厂都办技校。实际上当时各大厂都自己办了职校——职工学校。让徒工和工人学习的学校。把这些职校扩大，对外招生，就能吸收很多毕业生。
毛泽东当时要开展世界武装革命。大量地往“三线”投资，同时又大量援助朝越阿古（古巴）这几个捧中共的国家。就没有钱办足够的学校，更没钱办技校。技校的投资和教育费用比普通高中高。
50年代中国的人口爆炸，原因是朝鲜战争后处于和平状态，引进了各种疫苗和抗生素。人口低龄死亡率一下子减少了80%。人均寿命从不到40提高到接近60。人口从40年代的4亿，增长到56年的6亿多。所以进入60年代之后，学校、老师非常紧张，而学生数量爆炸。到了66年的时候，这个问题进入“极限”状态。也就是，毕业的人数远超上级学校招生的人数。剩下孩子的数量，又远超城市就业机会。当时广泛宣传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农村。这就是王副政委让他儿子王英走的路。实际上农村并不缺少劳动力。而是缺少劳动积极性。因为“集体化”让农民的劳动和所得脱节。
刘少奇和团中央的那几个人仔细地研究了学生们的问题，认为，学生之所以像火药桶一样，让毛泽东一煽乎就“爆炸”了，实质上就是这个学位和工作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绝大部分的学生就会失去造反的动力，而产生抓住机会，上学工作的动力。他们计划着，到了8月就开始扩大学校和招生人数。特别是让各大工厂得职工学校扩大招生。到了9月开学，基本上都有学上，皆大欢喜。职校的好处是连以后工作都有盼头——就在本厂工作。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应该不闹了，中学文革也就结束了。而大学生本来可以分配工作。所以， 在8月底9月初，就能把文革解决掉。
毛泽东可不这么想。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思考问题上有方向不同。刘少奇认为人受利益驱使，人可以理智地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而毛泽东认为人受幻想驱使，人没有理智看清幻想之虚妄。刘少奇认为人为了利益，可理智地冒一定的风险。而毛泽东认为，人为了幻想，可以不顾生死。应该毛刘二人的想法都有道理。人时而幻想时而理智，时而疯癫时而冷静。毛利用其幻想疯癫的那一部分。并用宣传教育增强、提高，延长其强度和长度。但是人总有清醒理智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就不灵了。但是，人也总有疯癫幻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少奇就不灵了。后来继承刘少奇的邓小平，都按刘少奇的方式思考，对中国人的疯癫幻想估计不足。
5
刘琨这傻孩子
刘琨是空军某部副参谋长的儿子。他和王兴是好朋友。在初中就是好朋友。刘琨也是老赛临时革委会的积极支持者，甚至也已说是组建者。因为用住校民兵排，把木枪拿到手，就是他的主意。他是个主意很多的家伙，当时都说他“有头脑”。可是他那头脑和毛泽东的头脑一比，就不行了。在文革前期，和所有人一样，让老毛当猴子耍。但是如果和老天爷或者上帝的神鬼莫测的玄机相比，那老毛的头脑就不行了。他让老天爷当猴子耍。刘琨文革一开始，非常投入而且崇拜老毛。他不知道，他爹和刘少奇有一些关系，而且是刘少奇相当喜欢的一个人。他爹老刘曾经给刘少奇的当过警卫。刘少奇后来也帮过他。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河南确山竹沟，刘琨的爹当时正好在确山周骏鸣手下打游击。就担任刘少奇的警卫。后来在39年9月，护送刘少奇到了安徽，后来又跟着刘少奇去了苏北。当了警卫营营长。确山这支部队，后来成为24军70师前身之一。 55年24军从朝鲜回国之后，成为保卫北京的部队，部署在顺义怀柔一线。这支部队的前身也有粟裕和叶飞的新四军一支队。也是刘少奇非常器重的部队。所以调24军来保卫北京，有强调刘少奇的地位意思。毛泽东在66年把38军从东北调到北京，应该是强调林彪的重要性。三十八军的前身是四野一纵。38军来京，是用林彪代替刘少奇作接班人的前奏。
不过这个70师在文革前并没有被调走。而是被调入北京卫戍区，变成警卫三师。应该说是“升格”。这可能就是毛氏用人术的例证。毛泽东在重用林彪的同时，实际上严密地布置了防范林彪的阵线。有中央警卫团在身边，警卫三师在城里，如果真出事，远在远郊的三十八军也保卫不了林彪。
整个文革，毛泽东的重大的军事的安排，就是在抬起林彪的同时，安排其他力量制衡控制林彪。包括重用四方面军（以前张国焘领导的部队）的将领。（如陈锡联、许世友、郑维山、吴忠等人），以制衡林彪四野和“一一系”的干部。
刘琨的爸爸，从来不告诉刘琨，他和刘少奇有这么一段关系。刘少奇曾经说他很会看人。一看就知道这人可靠不可靠。当年在确山一眼就看出老刘可靠。但是这个可靠、忠厚，里面有个老实，我们说过，老实就是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老刘去了东北，在航校学习空军地勤。朝鲜战争的时候当东北空军的政治部副主任，老刘在朝鲜战争后期，1953年，的时候做了一件让自己倒霉的老实事：当时中国空军上报的战果有点高的离谱。东北空军的司令段苏权，向中央打报告，说很多战果不实，甚至故意谎报。实际战果可能只是上报战果的三分之一。段苏权的这些材料，包括一份志愿军空军１９５３年２月１ ８日到４月２８日，２４名飞行员４1天的战斗记录。就是老刘提供的。
可能是老刘作买卖养成的习惯，什么事情都严格记录，而且在每一个环节查数目。所以战果和战损都很清楚。
当时虚报战果很普遍。在朝鲜战争后期，“冷枪冷炮杀敌”运动中，陆军上报击毙美军的人数，超过了美军的建制。按各军上报的歼敌人数，在朝鲜战场上消灭了美军的参战人数的三倍。但是谁要是揭发虚报战果，那一定很遭人恨。
段苏权揭露谎报战果，让空军领导受了处分。回过头来把老段挤出空军。老刘没有被挤出空军，从政治部调出，到后勤工作。但是在刘亚楼领导的空军中，他注定是很难混了。55年调入海军航空兵。60年代，毛泽东准备在中南半岛（越、老、柬、缅）大打一仗，把段苏权派到老挝。正巧，老刘也被调去海南前线某部，当副参谋长。他一个人去了海南，老婆孩子都留在S市。接着老刘就犯了生活错误。在海南和一个打字员搞上了。这个打字员怀上了孩子，要求结婚。老刘不敢和老婆说，打字员就上告政治部，结果老刘就倒霉了。幸亏这时候在海南打了两场空战，击落美军飞机。这件事老刘也算有功，老刘只得了一个处分。但是必须和老婆离婚，然后和打字员结婚。但是有其他人揭发，这个打字员不光和老刘搞，也和别人搞。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不知道。这时候老刘还没有来得及和老婆离婚。政治部觉得也不好强迫他离婚。正在无法处理的时候，打字员的父母说，打字员已经有对象。在海南某地的山头上的雷达站。因为长年驻守，不能结婚。所以才导致打字员和人乱搞。
于是政治部就有办法处理了。首先和那位雷达站的军官谈，把他和打字员都调到另外一个地面上的通讯站。然后让他们结婚。这位雷达站的军官十分高兴。因为雷达辐射的伤害，他已经掉了一多半的头发。其他暴露在外面，受辐射多的战士，大部分都得了严重的肝炎。虽然野战医院来这里检查过饮水，并给他们建造了一个蒸汽餐具消毒柜，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们也都知道，这时主要是雷达辐射造成的。一开始怀疑饮水（山泉），后来配备了水车，每天从山下的村子里往上拉水，也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名军官能调走，还能结婚。高兴得“找不到姥姥家”。自己花钱，让人买酒买烟，请客。而其他人也觉得他是走了莫名好运。非常嫉妒和羡慕他。
刘琨的妈妈姓贾，是省糖烟酒公司的经理。是个超级工作狂人。她的成分不好，祖上一直在运河边上开商号。算是当地富户。她中学毕业之后，父亲让他回家打理生意，准备给她找一个入赘女婿，以后继承买卖。因为她的哥哥，家里唯一的男孩，当了国民党海军军官。明白地告诉家里，忠孝不得两全，这辈子不会回家做买卖。她的父母就看上了本店的一个伙计，那也是老伙计的儿子。小伙子很勤快老实，但是这个贾小姐根本看不上他。贾小姐为了逃婚，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但是新四军认为她的条件好，让她回家继续开店，给部队筹集盐油粮布。结果这个贾小姐还必须回家。为了不和伙计结婚，就和伪装成商人的老刘结婚了。
因为这个工作涉及很多钱财，必须要一个很可靠的人干。刘少奇认为警卫营的老刘合适干这个。这也是因为老刘读过小学，会珠算记账。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 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以后不但不给给养、军费，还在周边封锁。所以刘少奇当了新四军政委，首要的工作就找给养。以前项英主要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现在刘少奇要建立自己的后勤供给。首先是设卡收税，分片征粮。然后是做买卖。有些物资必须从外面购买。刘琨的老爹，作为老实而被信任的人，就当了商人，并和贾小姐伪装夫妇，一起回去做生意。老刘穿着打扮一番，很像个商人。贾小姐一开始也看不上老刘。但是贾小姐当时非常革命，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做出牺牲。后来发现老刘人很厚道。伪装夫妇就变成真实夫妇。
实际上老刘和小贾的这个商号，南京的敌伪政府，完全知道。这里有个历史背景。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受蒋、日、伪三面夹击，无法生存。2，正好那时候苏联在和日本谋求“和解”。在41年4月13日苏日签定“苏日中立条约”。不但承诺互不侵犯，而且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苏日关系已成半盟友关系。后来在珍珠港事件（41年12月）之后，德日形成同盟，德国要求日本切断美国往苏联的船运（从美国到海参崴的太平洋航线），虽然日美在太平洋上打得你死我活，但是日本海军却在水雷阵中标注无雷航道，供苏联船在苏美之间的太平洋航道中来回走。据苏日之间的规定，这些船如果1，挂苏联旗，2，不运送武器。则日本不予阻拦。但是可以运送制造武器的材料和机器。以及粮食布匹药品。实际上这些船大都是美国租借给苏联的，悬挂苏联国旗。而且也运送武器弹药，如果运送武器，就在苏联的沙哈林岛卸货，不带武器经过日本控制的宗谷海峡。其他货物就通过宗谷海峡送到海参崴。这些船夏天的时候穿过紧贴日本的宗谷海峡，冬天宗谷海峡结冰，就绕到九州，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海参崴。这条航线运输的物资，占二战时期美国给苏联全部物资的一半。也就是说，远远多于著名的北方航线（从美国或英国到苏联北方的阿尔汉克尔斯克）和波斯通道（从波斯湾上岸，经过伊朗，到达当时属于苏联的土库曼斯坦）。
日苏两国的“中立”伙伴同盟关系，对日苏两国都很重要，使苏联可以不顾东方威胁，专注和德国打仗；也使日本不用担心北方威胁，专注和美国打仗。他们都避免了两面作战。因为当时中共只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所以这个苏日中立条约，也把中共包括了进去。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在著名的“游泳池外交讲话[ii]”中说：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如果和日本“中立”，让日本专注打国民党，显然符合上述毛氏的心态。
中共和日本的秘密“中立”，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共党员，著名女谍“关露”，在41年秋天（9月），应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的邀请（本来邀请关露的姐姐，以前照顾过李的太太），作为联络员常驻敌伪特务机关。从时间上说，就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后。
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就是斯大林在53年死了。他不再能保护这些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干部。潘汉年、饶漱石就是这类干部。当然也不能再为“对日中立”承担责任。
但是当时这种“中立关系”，对新四军来说，是生存的必需条件。在这种环境下，老刘和小贾夫妇的生意相当顺利。不但他们做，他们还知道有几个有汪伪背景和至今不知什么背景的神父、牧师（后来居住在美国），也作做。他们做更为敏感的药品生意。这些货物虽然要通过日军的官卡，也都能畅通无阻。
老刘非常注意记帐、点货、监秤等工作。他知道货和钱在任何环节都不会多只会少。而且防不胜防。但是不管是钱还是货，少了就是你的责任。这个老刘因此倒了霉。他做生意并没有倒霉，而是因为做生意养成了记账和清点数目的习惯，到了东北空军之后，清点的战果和上报的战果不符。报告给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段苏权，才有了上面说过的那一段事情。
但是他老婆贾小姐，现在的刘太太，却一直干得不错。到东北后一开始在萧华手下为四野筹办粮食，后来在大连当了粮食局的处长，在辽南地区置办粮食。公私合营后调到省里当糖烟酒公司经理。
贾经理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而且有一个逃到台湾的哥哥。所以非常积极地工作。孩子就交给了幼儿园。刘琨兄妹三人，都是从小住校，从幼儿园就住校。
5
笔者后来看了一些50年代生的干部子弟的作品，有些是自传，有些是小说。觉得普遍都有一种儿童时代受忽视的“自怨自艾”。但是文革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这种情绪不多。这些80后说，这些老家伙写的很恶心——总是有人欺负你。笔者认为时代不同，心态不同。现在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关爱太多，和其他孩子的接触太少。和“老家伙”（48后）的童年正相反。50年代的共产党干部，过于投入工作，而且相信共产主义理论：孩子应该交给国家。孩子不是个人财产。那时候共产党宣传这个，而且也花力气办了一些子弟学校，这些学校秉承的方针，也是让这些孩子吃苦，受锻炼。“不做温室的花朵”。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对这些孩子个人的第一要求是“集体主义”。认为忽视个人，压制个人的特殊性，是正确的，压制个性才能培养共性。而共性是军队的基础。
作家王朔也是那个时代出生的干部子弟，有一篇小说还拍成电影，叫做“看上去很美”，大致说的就是这种受忽视和“去个人化”的状态。中共向往着“斯巴达”式的教育，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是斯巴达式教育需要优秀的师资，并重视每一个学生——为此，鼓励成年战士和年轻学生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同性恋关系。显然中共不能这么做。中共认为教师是下等人士。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近乎敌人的群体。张国焘有知识分子“四段论”。1，有钱才能读书，2，知识分子家里有钱。3有钱就是剥削阶级。4剥削阶级就应该被杀掉。张国焘这个北大学生确实杀掉了很多读书人。后来大学生张国焘怕被中专生毛泽东杀掉，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是他这一套，并非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共的信条。只是他说的比较明确。解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态度依旧，所以军队的子弟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军官家属（太太），水平很低。小部分是部队文化教员，以前教士兵识字，没有当小学教育的训练。有些军官家属，对这些很少见到父母的学生，还能作出母爱的样子，文化教员连这个也没有了。实际上那些女老师的“替代母爱”也是很稀薄的。对于及其缺乏母爱的孩子来说，也就“聊胜于无”。
如果是走读的学校，情况好一些。因为到底有家里人照顾、教育和管束。但是在军队子弟住校的学校，情况就很糟糕了。孩子的生存环境类似丛林，弱肉强食，坑蒙拐骗，是生活常态。孩子们的暴力倾向很强。而且经常处于一种被欺负、欺负人，和暴力抗争的状态。
从心理学上说，受父母忽视的孩子心理脆弱，很容易从平常状态转入激动地暴力抗争状态。这也是生存竞争中养成的心理。如果不这样，这些孩子就不能保护自己——没有父母保护他们，父母不在，老师不管。有的时候，孩子就在老师眼前打得头破血流，老师也熟视无睹。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如果不是忍气吞声，就必然要拼命抗争。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忍气吞声。他们知道，受欺负也不会要自己的命。但是个别孩子会愤而抗争。也就是拼命跟大孩子打。这倒是可能出人命。大孩子欺负小孩子，都要先试试：这小子是哪一种，如果是忍气吞声，可以欺负，经常欺负，如果是拼命抗争，跟你玩命打，那就或是花大力气打服他，或是离他远点。当然这也看大孩子的性格。有的大孩子最喜欢打“刺儿头”。
当时学校老师的态度基本上是希望孩子“逆来顺受”，这些孩子不给老师惹事。受欺负也不反抗。这样适合加入军队。以后服从命令。受欺负也不出声。让你冲就冲，让你死就死。不问命令对错——如果对命令都敢疑问对错，应该以扰乱军心罪枪毙。对于那些特别死硬，不受欺负的孩子，老师是很不喜欢的。这些孩子会惹事。长大一定是犯上抗命的家伙。
但是刘琨正好就是这号孩子。首先他经常地抗命，也经常地抵抗欺辱他的人。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地皮”的军队子弟学校，打架成了他的常态。如果不是他的父亲被派到海南前线，他就被开除了。
他也欺负人，他也受人欺负。他算是“小鱼”。上面有大鱼，下面有虾米。但是他经常地和欺负他的大鱼打架。有的大鱼躲开他了，也有的大鱼挤过来，企图“打服”他。曾经有老师说，这个刘琨，小心他出人命。因为和大孩子打，必须作出不要命的姿态。算是老天关照，孩子打架还是有分寸，没有出人命。也没大伤。
当然到了初中，人们重新建立关系，因为身体发育，以前的小个可能变成大个儿。以前的仇人也“一笑泯恩仇”，但是心理作用还是潜伏下来一部分。
前面说了，临时革委会的成立，高一的刘琨起很大作用。这小子鬼主意很多，而且性格反叛。如果性格不反叛，那也不会有这么多反叛性的鬼主意。他们几个人让老赛当了革委会主任。老赛当然很高兴。也很欣赏刘琨。两个人关系不错。以前并无来往。
4。双抢和军训
6月初各级政府派出了工作组，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叫做“很不理解”。但是，每年到六月中，就是夏收和夏种的“双抢”——抢收抢种，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说中印边境没有耗子的历史大学生，在麦秸垛上睡觉的那时候。这时候夏收收获麦子、玉米，豆子，等等，因为正是雨季，所以还忙着脱粒、晒谷和入仓。不然庄稼长得不错，但是收到仓里可能不多。所以这段时间是“抢”收。也是抢种。有的地方可以再种一茬玉米。或者一茬小麦。就是说，这是“接茬口”的最重要时期。这个茬口就是6月收完再种上庄稼，利用7月到10月的时间。
所谓端午节，应该就是古代庆祝夏收的节日。而中秋节是古代庆祝秋收的节日。中秋节对应外国的感恩节。感恩节不光美国有，中东地区早就有。美国吃火鸡，中近东吃烤鹅——因为美国当时没有鹅，只能吃美洲的特产火鸡。鹅和火鸡都有翅膀，算是神从天上直接给人类的礼物。吃它们就是感谢神。中国很多地方夏秋两熟，夏收很重要。因为夏收是当年第一茬粮食。之前只能吃去年的粮食。一般来说基本上吃完了，已经在挨饿了。夏收就能吃上饱饭了。1966年的端午节是阳历的6月23日。正是毛泽东“杭州批示”（6月21日）后的两天。也就是说，他的批示鼓励群众暴力，而且必然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暴利，而刘少奇用夏收夏种双抢，把学生拉到农村，冷静一下。 很多地方，工作组在6月10日就带学生下乡了。
平常年份学校并不组织下乡“双抢”。因为6月底是学年大考时期。但是66年特殊。
全国各级政府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到了6月中旬，有些地方就组织学生下乡“双抢”。有的到了7月才下乡。
这次下乡确实救了一些学生和老师，不然在学校，学生们“无事生非”。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打死。23中学在6月下旬，也就是有个学生把打死之后，由工作组副组长老王带队，把部分学生拉倒农村，另外一部分，工作组挑出来，比较听话的，留在学校闹革命。但是说几天之后也下去。老王有过四清的经验，到了农村，就把学生分到各个老乡家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
工作组长，卫生局人事处副处长老何（女），和部分老师同学留在学校“搞运动”。
有些地方双抢十天就结束了。而23中在农村干了半个月，又到省军区的农场干了十几天，这个农场是困难时期，为了吃好点，省军区在辽河河滩开发的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本来是河滩地。没有村子和田地。辽河下游是一大片望不到边的芦苇和河滩，河滩上石头很多。而且经常发水，并没有固定农田。军区和省政府各机关都在这里开辟了农场。后来就变成了著名的水稻产区盘锦的一部分。
到了这里可不得了，要种水稻。今年不种，准备明年种。今年搞“农田基本建设”。就是把乱石滩变成土地。把那些石头从从地里拣出来，堆成一条一条的田埂。然后把别处的土填在方框里。这个工程实在太大。学生们干了两天，就叫唤着回去“闹革命”。但是工作组接到的指示，是尽量地把学生拖在农村。
带队的工作组老王，玩起了“军训”。他教学生“躲空袭”。他说，现在要打仗了。我们别的先不要学，首先要把“躲空袭”学会。这是他老王在朝鲜的经验。他是志愿军。他去朝鲜的的时候，每人给六天的干粮，一棵大白菜。一份弹药，三个手榴弹。再加上铺盖卷，就很重了。然后就上路。刚进朝鲜就遭遇空袭，带队连指导员一声吼“隐蔽”！已经晚了，轰隆一声，整个山谷都爆炸了。老王听到的不是“轰，轰，轰”，而是“轰——”，就听不见了。他已经被震昏了。一下子伤亡一半人，还有不少被震昏的。老王不多久就醒了。有的就醒不过来了。里面也震坏了。 有的命大的，一个星期后才恢复知觉。老王这个部队就废了。剩下的那些人只能后送伤员。老王说，就怕敌机空袭。你后送伤员，还有空袭。只能晚上走。现在美国人有全天候了，什么A6A之类的。晚上也不安全。这个a6a是他的朋友，支援越南的铁道兵干部，告诉他的。说是这种美国强击机，不管黑天还是大雨，都能炸你。比当年朝鲜的美机厉害。老王的部队在朝鲜没到前线就被炸废了，剩下的整个划给铁道兵。修复铁路。从那时候他干上铁路这一行。
他说，没跟美国人打过仗。但是部队伤亡很大。虽然只带了6天的干粮，可是吃了一个月还有。因为死人太多。你不用吃自己带的。部队刚开拔就有人死——有些是身体不好，走不多远就累死了。同班的就吃死人带的干粮。半个多月都吃不到自己带的。
当了铁道兵，最大的敌人就是敌机。天天炸。所以，躲空袭最重要。躲空袭最重要的就是动作快。要分散。不是趴下不跑。如果一轮炸完没死，抽空接着跑，分散。因为敌机会反复轰炸扫射。趴着不动早晚是死。
他就带着学生上路，突然喊，“隐蔽”！同学就往路边上地里跑。他喊“再跑”，同学们就再分散地跑。
另外就是教学生们挖“散烟灶”。因为你一定要吃饭，吃饭要生火，敌机看见烟火就来炸你。所以必须尽量减少做饭的次数，而且要用“散烟灶”。
河滩地有很多蚂蚱，田鼠，豆鼠，水蛇，水鸟，学生们都捉来吃。
学生又要干活又要学“行军躲空袭”，挖灶，着实把学生累得够呛。这也是老王的经验，只有把你们累趴下，你们才会老实。整个7月都被双抢和军训占了。
实际上全国当时都利用双抢和军训，把中学生拖住了。
但是老王是真心认为，马上就要打仗了。所以这个躲空袭就是最要紧的事。因为他是铁路系统的，苏联的武器物资，都通过他们的铁路运往南方。中国自己生产的武器也往南方运。其数量规模都在迅速增长。
66年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不是有关“文化革命”，而是“支援越南”。那是6月10日，全国统一大游行。工作组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第一次大行动就是组织这场游行。全国各大城市都游行了。
老王有朝鲜战争的经验，他认为，这样的形势，一定是要打仗了。老王还认为，这次文革的目的，就是到了9月左右，在男生中征兵，剩下的，或是疏散到农村，或是补充到工厂。他听说政府正在拨款，扩大各大工厂，特别是军工厂的职工学校，就知道自己的判断不错。不然为什么要在6月，学生要毕业升级和升学的时候搞运动？这时候搞，就是不想让学生接着学了。
学校临办那一伙学生，向工作组反映，临革的老赛和孟晓云乱搞，老王不赞成“追究”。因为老赛这种人，这种出身，征兵第一个就是他。老王知道，很多人年轻人如果不和姑娘搞一下就征兵了，那就是不可弥补的缺憾。这些男青年可能很快就死。而女青年不能为他们生下孩子。
老王曾经到苏联接受机车。参观过某个城市的铁路技校。技校大门旁有一幅浮雕，是女生列队欢送男生当兵上前线。有一行说明。翻译告诉他，说的是：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xx 技校的参战师生无一逃兵，无一降卒，无一生还。
老王当时就想，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留下后代。
老赛和小孟，两个这么好的孩子，让他们留下个后代吧。
老赛是蒙古人，身体强壮。据说从5岁开始骑马。所以也是本校的刺杀冠军——当时一般学校并不教刺杀，但是八一学校因为要贯彻林彪的“刺刀见红”指示，请了一个刺杀教练，来教高二、高三民兵的刺杀。老赛得了冠军。
工作组来了之后，把临时革委会赶出了办公室，老赛不高兴，结果被工作组当作“反工作组”的一伙。这时候有人报告工作组，老赛和孟晓云，到城里照相馆照了一张定婚照，而且在临革时期，曾在办公室里关门睡觉。工作组最喜欢这种材料了。一下子就把你搞得臭臭的，只有乖乖求饶，毫无反抗之力。
文章来源: 雕塑佛
于 2008-02-05 09:27:49
苏枚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的小妹妹。康生曹轶欧结婚后不久，苏枚就同他们住在了一起。后来，苏枚成了康生的情人。由于缺乏曹轶欧那种贯彻康生恶毒计划的健全智力，苏枚只是个顺从的情人。康生无论到什么地方-----莫斯科、延安、山东以及北京--------曹轶欧和苏枚两人都陪伴着他。苏枚曾试图与康生拉开距离，她于1945年与黄火青结婚（黄于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有了一个儿子，跟母姓取名苏汉。不久，两人离婚，据说，是屈服于康生的压力。到了1950年康生与苏枚的旧事在最高领导层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关于康生同苏枚的关系，曹轶欧在过去一直是保持沉默的，只要这件事还是隐蔽的，就不致引起她公开的窘迫。消息公开后，她不断同康生发生争吵，姐妹间也爆发了吵架。1950年5月，他们三人在杭州时，苏枚跳楼自杀，但活了下来。1958年她同张鼎丞结婚（张于1954年9月到文革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但婚姻在一年后破裂了，据说，又是因为康生的压力。后，苏枚担任公安部政治干部学院政治系副主任，1967年4月6日自杀在家中。
康生和曹轶欧都不接受自杀的判决。康生坚持说苏枚是杀人者的牺牲品，坚称有些曾调查过她的死因的医生试图掩护杀害她的凶手。于是，康生调集了自己的一队审讯者，得出了康生想要的结论，指控八个人是杀害苏枚的主要嫌疑犯，其他五十个人被列为次犯。尽管康生的调查得出了这种严厉的结论，却无法证明哪一个人为杀害苏枚的真正凶手，并且自杀的裁决从未被推翻过。不过，有一个嫌疑犯死了，4人发疯，还有7人被监禁了很长一段时间。
另有疑问说苏枚：
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康生结识了一位好友兼战友，大名叫李松野，别号“东歌”(取义辛词“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康生在山东家乡同陈宜结婚，李松野也找了一个女伴，大名叫曹文卿，曾用名“曹蕙芬、曹淑英”等，还有一个曾用名叫曹轶欧，这也是大名鼎鼎了。
曹文卿有位妹妹，叫曹文敏，后来化名苏枚，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颇为有名的女性，她的几任丈夫都在党史上有相当影响。李松野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康生也在上海。李松野昼伏夜出，她的老婆曹轶欧也不甘寂寞，很快与康生打得火热。“朋友妻，不可欺”，康生因为宗奉主义，早已不把这样的“陈词滥调”放在眼中，康生的春风度过了曹轶欧的玉门关的同时也被李松野撞个正着。康生是李松野的上级领导，李松野愤怒异常，转而投奔国民党，改名叫李应臣。
李应臣回转山东，担任山东省反日会主席，在一次偶遇中，他意外地发现了曹文敏(苏枚)的踪迹。适时，曹文敏已经改名叫曹更新。【今人清秋子所著《国士牟宜之传》第181页转引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史志办提供的史料中称苏枚为曹根心有误，应作曹更新】李应臣就此做通了苏枚的“工作”，一举抓获了包括苏枚的丈夫刘晓浦(省委秘书长)在内的多名组织要人，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等。被捕入狱的这批人除开苏枚，其余的均被枪决。刘谦初的妻子张文秋后来回忆说苏枚自首脱党，但却在康生的“庇护”下重新入党。
苏枚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厄运却并没有结束。她嫁给了另外一个长期从事锄奸等项秘密工作的头头楚文。楚文是广东汕头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1935年7月，陈云秘密从长征途中返回上海，就通过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找到楚文，由楚文安排陈云住在朱军的楼上。不久，苏枚、楚文按照组织的要求前往苏联。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让苏枚再次成了寡妇。
苏枚从苏联被遣返回国，途径新疆留了下来做中学教师，并结识了黄火青，与之结婚。那时节的黄火青还叫黄民孚，公开职务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会长由盛世才兼任)。黄火青同苏枚在延安时期感情生活很好，所育幼女玛霞两岁时死于缺水，后傅连暲赶到给注射生理盐水，但已告不治。黄火青晚年回忆到此还不无心酸地说：“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40多岁。”遭遇了连失两女(苏枚同刘晓浦育有一女，出生后送人抚养，故苏枚不知其下落)的苏枚偏偏在上厕所的当口碰到了土崩滑坡，右臂当即骨折，可谓祸不单行。
1946年5月，苏枚在张家口产下一子，名苏涵。随后被时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的黄火青接走。在此前后，黄火青与苏枚的婚姻开始走上末路。黄火青的次子黄毅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党校没几天就听到了关于父亲黄火青同继母苏枚不和的传言，并说黄火青和另外一位延安女子大学出来的女同志很要好。作为人子的黄毅诚还去看了继母苏枚，劝告苏枚：“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事后多年黄毅诚说：“因为我知道，舆论和组织上都是支持她的”。可是，苏枚在气头上还是走掉了。黄毅诚回忆道：“父亲(黄火青)可能也希望她离开这里……。”苏枚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没做成贺子珍第二。然而，二人的婚姻终于完蛋了。1948年10月，黄毅诚再次看到老爹黄火青时，老黄告诉儿子，他和马新结婚了，苏枚回了山东。
重返山东的苏枚自然又与姐夫康生、姐姐曹轶欧见了面。在有关康生的传记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康生与苏枚通奸的记载，但究竟本从何来则从未见过明确的史料源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指五十年代在杭州，因康生与苏枚的奸情被曹轶欧撞见，苏枚羞愧难当以至于跳楼自杀未遂。关于苏枚跳楼一事，凌云在回忆文章中予以证实，可凌云并没有谈及此次苏枚跳楼的起因何在。另有康生秘书沙韬的战友王涛江之子撰文于《百年潮》上的回忆文章也证实苏枚跳楼，至于起因，该文只说：“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不过，该文中有一段也颇耐人寻味：“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如果康生真的与苏枚有染，那无疑是党内通奸历史上比较难得曝光的“双飞”故事了。
1967年4月6日，任职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的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身后掀起轩然大波。“苏枚被谋杀案”搅动大批人被关押、受刑以至于被打残和逼疯。苏枚死后不到一个月，黄火青即写诗一首缅怀前妻，诗曰：“天山冰峰泪成河，延安道旁寒风号。病中幸逢痛永别，苏儿长成堪自豪。”苏枚一生四次聚散，所嫁丈夫如刘晓浦、楚文死于非命;如黄火青、张鼎丞在她生前最后片段或看管或卧床，其人凄怆一生多少可以折射出革命的本来面目。苏枚有子苏涵，也和苏枚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苏涵育有一女，名苏知涯，如今也年近四十了。（作者：温相）
34.32%(23) 65.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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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讲话的诱因，是周恩来赞同外交部内部杂志“新情况153期”中的一篇文章。请参看“153新情况事件”有关文章。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d96401015gr4.html
以下为毛氏讲话：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尽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上写有：“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iii]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9%9C%B2
1949年，关露来到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陈波儿乃将其调入电影剧本创作所，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工作。1955年，关露在胡风反党集团案中受到牵连，再次被审查，后因与胡风关系较浅而撤销审查。1955年6月14日，因受潘汉年一案牵连，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关露被逮捕，随后关入功德林监狱。在监狱中，关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刘丽珊》。她的精神分裂症在监狱中复发，经医院治疗才有所恢复。1957年3月末，关露获得释放，回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但不久，在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因为受到丁玲的牵连，关露又写材料交待问题，最终被认为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无关。1958年初，在电影局领导的要求下，关露被迫退职，失去工作。1960年代初，随着政治气氛放松，关露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写报告要求获得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处理，文化部乃将其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她又被“中央三办”抓走，随即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方才得到释放。在秦城监狱中，关露捡到一根铁钉，此后她每天打磨这根铁钉，将其打磨成针。出狱后，她未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入养老院。后来她又回到位于香山农村的小屋居住。[1][2]
1980年5月，关露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未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受严重损害，手部不听控制，拿笔写字也成为问题。此后，为便于治病，关露离开香山，回到北京城内的机关宿舍居住，组织上为她安排了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小屋。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关露作出《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在回忆录和有关潘汉年回忆文章写作完成后，关露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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